在医院里有一个最像监狱的科室:不仅装着防盗网，还撤走了所有的锐器，防止病人痛苦到自杀。
这里是烧伤科，60%的重度烧伤病人都会死去。活下来的幸存者，也会承受极大的疼痛与恐惧。
有一天，有个重度烧伤患者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拔掉管子，差点自杀成功。
我当时还是个菜鸟医生，他可是我冒着职业风险救下来的患者。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他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医院轮岗时，六楼的烧伤科是我最不喜欢的科室。
除了要面对鲜血淋漓或烧得黑紫的皮肤，和护士一样要每天护理病人，工作量巨大，其他医生都不太愿意上来，这里还有太多令我绝望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患者，入院后顺利抢救了过来，我不能强行让患者住院，眼看着直系亲属签下自动出院同意书，带患者回了家。
看着手中的同意书，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被家属放弃了。
第一次见到霍明的家属时，我以为又是这样。
1
那天，抢救室外等着一群人。被抢救的霍明是重度烧伤患者，我告诉家属，“情况很危险，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时，一位双鬓斑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是霍明的舅舅，身上还穿着化工厂的工作服，“医生，费用要多少啊？救得回来吗？”
“生存率比较低，后续治疗几十万应该要的。”见过太多人放弃，我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
“医保会报销吗？我外甥还有工伤保险。”他问。
我只能回答说，烧伤患者很多药物、器械无法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
霍明舅舅说要商量。
走廊上人来人往，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依稀听到“放弃”、“拖回家”、“钱不够”。
人群中有两个女人——霍明有点驼背的母亲和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妻子。
几分钟后，霍明的母亲含着泪走过来，她用力地拉我的衣服，“医生，我老头子死得早。儿子没了，这个家也没了。你救他就是救我们全家！”
霍明的妻子也坚定地看着我，“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救。”
听到她们表态，我没有立刻相信，但心里有点欣慰。
年春节，市郊爆竹厂突然爆炸。伤员像地毯一样，医院烧伤科的整条走廊。
爆炸发生太突然，人数太多，我被临时调到烧伤科帮忙。
霍明就是这批病人中的一个。还没到霍明身前，我就闻到一股烧焦味。走近一看，他的嘴上下开合，整张脸被烧得完全看不出原貌，到处是露珠般的水疱。
站在无影灯下，我发现霍明的手指被烧得粘连在一起，胸膛和小臂的皮肤甚至泛着蜡白色。除了小腿还好，他全身几乎都有烧伤。
这是个重度烧伤患者，而我只是个烧伤科“菜鸟”。
现在，突然和同事老李单独处理这么重的患者，我俩心里都没底。老李换手套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尺码都拿错了。
烧伤患者的死亡速度快，大部分不是死于急性感染，而是窒息。此时，我最怕的就是霍明的呼吸音减弱，再慢慢地衰竭。
只有插管，他才有活下来的希望。然而主任和麻醉师迟迟不来，没独立做过气管切开术的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我低头跟老李说：“今天可难办了哦，你气管切开术咋样？我先说好，我还没学会，只能给你打下手。”
老李手上不停，回答：“没单独做过，你也别指望我，还是指望患者多扛点时间吧。”
“患者呼吸衰竭了怎么办？”我加紧换药，轻轻说。
老李不说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等下呼吸衰竭了，咱俩得给他做气管切开术。”
“你疯了！”老李提醒我，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就是在做气管切开术的过程中死亡的。
“要不然就看着他在这里死？”我有点激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抢救时间多宝贵，主任没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做。手上死了个人，你也知道多麻烦。”
我实在不想对家属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请你们带患者回家看最后一面吧。”这种很操蛋的话。
我们拼命往霍明身上倒生理盐水，希望把紧紧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撕下来。
听着他的呻吟，我的内心很恐惧，但更怕连这点呻吟都听不见。我不停地和霍明说话，希望他保持住意识。
一会儿的功夫，我的额头、袖子、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霍明左手的手指已经完全被烧融，没救了。右手的手指粘得很紧，我们想尽力保护这5根手指的功能。
涂药润滑，把他右手手指一根根分离。有的地方就只能用剪刀、血管钳暴力分开。
霍明在跟时间赛跑，我和老李也是。
霍明随时可能因为吸不上一口气而死。我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哪怕一个上级医生，都会让我的压力少很多。
当他们终于赶过来，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抬头看下时间，才过了十几分钟，可我好像熬过了一个世纪。
门外面传来哭声，霍明母亲的声音不停地呢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对于重度烧伤的患者，有三关要闯：
第一关，保住命；
第二关，保护创面，让他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防止各种休克；
第三关，尽量减少并发症，平稳过渡到出院，整形受损的皮肤创面。
现在，霍明的命算是保住了。可第二关和第三关，更难闯。
我们把暂时保住命的霍明送入重度烧伤病房。
主任给家属交代病情，霍明母亲和妻子双手合十，一直说谢谢。
显然，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多数烧伤病人可以保住命，却是在后两关倒下的。
我让护士教他们穿隔离衣，讲解护理措施。听护士说霍明得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人问：“平常的大小便怎么办？”
“我们会给他插尿管，大便需要家属尽量擦干净。无论如何患者都不能下床。平常要给他翻翻背，要不然背部也会烂。”
家属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嫌弃，尤其是霍明舅舅。他埋怨：“这些事不是护士来做吗？”
“科里有几十个患者，不可能给每个人配一个护士。家属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请护工，也可以轮班照顾。”我耐心解释。
“我今天翘班来已经被扣钱了，不可能天天来这里照顾，我五大三粗的，从来不会照顾人。”
其他人跟着表态，“那怎么行，我还要送孩子上学”、“我家里还有农活没做”。
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表露任何不满情绪，母亲在默默地流泪，妻子朝我重重地点头：“就我们两个人照顾，不用请护工，又贵又不仔细。”
妻子转头拉着护士到心电监护仪旁，一个一个地问仪器上数字的含义。母亲也蹲在一旁，认真听着。
吵闹的家属们安静下来，脸上堆着“辛苦了”的表情，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们。
无论家属对患者是不管不顾，还是不离不弃，我都见得多了，也麻木了，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
医院，60%的重度烧伤患者，都会死亡。有些患者并不是痊愈后出院的，他们的生死，是患者和家属做出的选择。
烧伤患者都有漫长的恢复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前功尽弃，同事老李曾经有一个患者，面部烧伤很严重。虽然经过整容修复，还是无法承受这份落差，来精神科开药。
烧伤科的医生能够救治创伤，却无法陪伴病人走过后面的路。
主任离开后，我得空仔细观察了这家人。
霍明妻子和母亲的裤脚上还沾着泥，穿的是下田的套鞋。她们的经济条件很可能无力支撑后续的治疗费用，知识背景看样子也很难帮霍明完成心理创伤的修复。
到时，霍明会怎么样？他会被拉回家等死吗？
我不敢想下去。
3
当晚我值完夜班，返回烧伤科看霍明。
霍明正在安静地睡觉。他母亲蹲在一旁，用湿毛巾给他擦拭尿管。妻子弯着腰，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
看到我进来，霍明妻子对我轻轻笑了一下，顺手把刚用过的棉签放回包装袋。
“棉签没有了去找护士要，重复用容易感染的。”知道她们是想省钱，我小声说。
我把口袋里的几包棉签交给霍明母亲，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想退给我。
我猜她是怕收钱，宽慰她：“不要钱，这些小东西你问护士要，她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这是霍明入院的第一晚，如果不是注射了止痛药，他会痛得整夜睡不着。
见霍明被照顾得很好，我回到办公室，没过多久，外面传来护士急促的呼叫声。
我一出去就看到霍明的母亲在呼救：“我们控制不住他了！”
半个小时前，霍明清醒过来，他对妻子说自己“人不人鬼不鬼”。手不停地朝插管的位置挥舞，嘴里发出尖细的声音，“给我拔掉，我要拔掉。”剧烈的疼痛让他崩溃了。
很多人都有被热水烫伤的经历。如果尝试将这份疼痛，延长很多天，放大数百倍，大概就是霍明正在经历的痛苦。
护士和家属都想按住他的手脚，又不敢用力，怕伤到他。最后注射了“安定针”，才让霍明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霍明还在哭闹，不断地呻吟说：“想死。”
“你安静点，医生主任肯定会救你，让你跟以前一样，你不要总是说想死。”霍明妻子不断安慰他。
霍明的求生意识已经很低了，走出病房时，主任开始嘱咐我，“如果患者狂躁得厉害，跟家属交代病情，你就往严重了说。”
我明白主任的用意。像霍明这样的重度患者，一旦出现狂躁、自杀迹象，医生就得给家属打“预防针”，让他们心里有个底。
否则患者出了事，家属会把责任都推给院方。医院，没了口碑，损失会很严重。
霍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他的胸部CT提示支气管炎，肺部纹理增粗增多，如果是正常人，这可能是感冒；对烧伤患者，就是气管损伤。
这种时候，哪怕脱落一点物质，都容易引起窒息。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防止他因为疼痛难忍扯断管子。
4
那几天阴雨连绵，入院的烧伤患者少了很多。晚上11点，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王医生，你快起来看看，霍明把金属管拔掉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怎么可能！”之前我专门用针和胶布固定了金属管，他的手脚都被布绑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