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过去的医疗卫生状况如何，老一辈人是怎样防病治病的？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追寻的问题，也曾访问了一些街坊老人。窃以为，在这个问题上，还须采访老街坊罗志寒，因为他是北山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西医师，曾担任北山大队合作医疗卫生所负责人，应该最有发言权。
1羊年（乙未）春节过后不久，我是在陆正明先生家见到罗医师的。陆老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大跃进”的第一年，我进了北山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学前班”，他和韦玉姣老师教我们认字。如今陆老师虽然已是米寿高龄，扶着拐杖，但高挑的个子腰不弯背不驼，精神矍铄不减当年，犹如仙风道骨之感觉。罗医师也是76岁老人了，去年才做的心脏手术，效果很好。他说：“现在的医疗技术好了，像我这种生了大病的人，才可以多活几年！如果在以前，骨头早都打鼓了啊……”
我接了他的话题，问起北山过去的医疗卫生状况。“有什么医疗卫生咧，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连‘缺医少药’都谈不上。”罗医师说，日本投降第二年，霍乱流行，大家都束手无策，无医无药，只有等死而已。北山也病死了一些人，这里刚抬出去，那里又听说某某死了。
“霍乱病人死得最多的是离北山不远的金满村，一天就死了42个人，赶圩的人都怕经过他们村。”陆老师说。
“要说老一辈人的防病治病，算得上有点影响的，可能是五月初五的端午药市了。”罗医师说，北山圩日经常有些外地来的民族民间草医来卖药和治病，主要是治疗跌打损伤、腰肌劳损之类的疾病。每年的端午节（五月初五）圩日，还形成了端午药市，几乎以贩卖药材为主，从街中间方金家门口起摆卖各种草药，一直摆到西头尾现在罗医师住的房屋这一带，有上百种之多。许多壮、瑶、苗、侗等民族民间医生也从融水、金秀、三江等地涌入北山行医卖药，都是民族服装打扮，女的戴尖尖的帽子，裹着绣有民族图案的头巾。那时的民族民间草医一边卖药一边唱着草药歌，吸引赶圩的群众来买药、治病。上了年纪的北山人依稀还记得一些草药歌，比如：“两手不得力，就吃五加皮；两脚迈不开，就吃走马胎；十喊九不应，就吃两面针”“认得散血草，风湿骨痛能治好；认得不出林，肺痨可以转太平。屋边风湿草，急性腹泻不可少；田园鱼腥草，肺热痰稠咳嗽好。感冒鼻子塞，生姜加葱白；家里常备有硫磺，疥虫再也不敢藏；山上救命王，泡酒多喝寿命长……”-这些歌词朗朗上口，既传授了医药知识，对于听众也是一种艺术享受。于是，北山的娃仔们都喜欢围着草药摊子，听草医吆喝吟唱。
据老辈人说，距离北山不远的龙拱村一带山区，壮、瑶族草医医术比较好。龙拱等村屯山高林密，药草繁茂，四季常青，使壮、瑶草医养成了喜欢使用生药的习惯。不少新鲜药物，效果优于干品和炮制品。特别是治疗毒蛇咬伤的草药，一般都是以鲜用为佳。他们还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经常有些外地人进到山里去求医。
罗医师说，北山真正称得上有“固定的医药从业人员”，还是在谢季明老先生来到北山开中药铺之后的事情。谢老先生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到北山的，卖些中草药，也给人看病。李国樑老先生的中医就是跟谢老先生学的。再后来，伍瑶璋卖些中成药，唐宝辉也卖些草药，还有一个武宣婆，也是卖草药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大概是年，搞初级社或公私合营那时候，个体不能行医了，才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从此以后，北山才算有了医药，这只是属于中医的，当时还没有西医。
“解放前，北山人有病，家庭富裕的就去请中医师，家境贫寒的，只有吃些民间土药，慢慢熬了。熬得过就过，熬不过死了拉倒，听天由命而已！”陆老师说，那时北山方圆近百里，只有拉烈街的邱医师（老中医）最有名，北山的危重病人一般都是请邱医师诊治的。
陆老师说，当时医师稀缺，求医问药的多，邱医师也不是容易请得到的。有一年，陆老师的母亲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从四月清明一直病到八月十五（中秋节），吃不得饭，只喝一点儿米汤，人很消瘦。最后昏迷了三天三夜，睡到地铺准备后事了，不得不去请医生。他的舅父，即卢志国的父亲与邱医师私交很好，写了一封信，并叫他们用马去接（那时没有汽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驮马了），来回走了近二百里山路，才把邱医师接到北山看病的。邱医师为人热情爽快，医德可嘉，刚进家门，茶水也没喝一口，就立即给陆母把脉诊病，辨证施治开了处方，让陆家人去中药铺买药。旧时的中医师是只开方不卖药，医药分开的。邱医师开了6付药，每天一付。服了4付之后，陆母胃口开了些，能吃一些稀饭；第5付，能起床、能坐了；6付后，能走路了。邱医师一直在陆家观察守护，此时他才松了一口气，说道：“无大碍了，我也可以回拉烈了！”陆家人问，还需要开什么调理之药？邱医师说，不需要了，“病去药止”，药吃多了也是不利于身体康复的。
陆老师说，因为家里经济不宽裕，邱医师在北山那几天，总是他舅父在招待，包吃包住还包抽烟土（鸦片），临走时当然少不了诊疗费。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请不到好医师的。“邱医师的医术实在是好，只可惜他没有后人，未能把中医绝活传承下来，和谢季明老先生一样。”陆老师惋惜地说。
“邱医师也有没医好的病人，主要是路途太远，又是骑马来的，耽误了时间。”罗医师说，蓝荣贵的老弟蓝荣芳就是治疗不及时死的。按照现在的医疗诊断，大概得的是急性肺炎，也不是什么大病。他家也及时派人骑马去请邱医师的，邱医师也及时赶来了，只是晚了一步，人已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没有办法。
2“旧社会北山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接生员。”罗医师说，过去妇女生小孩，都是家婆或街坊老太婆帮忙接生的，因为不懂得消毒，用瓦片割断脐带，造成感染，所以新生儿发生“四六风”（破伤风）很多，死亡率很高。有的时候，遇到难产，则生拉硬拽以致产妇大出血死亡，景象凄惨得很。老一辈人比较迷信，认为“妻财子禄”是命中注定的，母子平安或母子不保都是上天安排的，非人力所能为。“消毒”这个词妇女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小孩或产妇本人感染疾病，也认为是一种天意。加上没有任何节育知识和技术，大多数妇女从十五六岁出嫁到四十多岁之间，一直处于不断地怀孕、生子、育儿的循环中，孩子出生，听天由命，养得活就养，养不活也不怨天尤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龙廷的老婆谷老奶、罗美珠的大妈韦秀玉，参加了宜山县卫生部门组织的新法接生员培训，北山才有了第一代接生员，妇幼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所谓新法接生就是按照临产的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消毒接生，包括产前检查、科学接生和产后访视。要求产包、接生者的手、产妇的外阴部和婴儿的脐带四消毒。要求做到四严（严密观察产程、严格执行无菌操作、严格掌握阴道检查指征、严防乱用催产素）；五防（防滞产、防感染、防产伤、防出血、防窒息）；三不准（不准发生新生儿破伤风、不准发生会阴Ⅲ度裂伤、不准发生产褥感染）。由于新法接生，加强了产前检查，可及早发现异常情况，减少胎位性难产及妊娠中毒症；加强了消毒观念，可预防产妇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实行科学接生，减少产道损伤，可预防产后出血、子宫脱垂、尿瘘，可及时抢救新生儿窒息；进行产后访视，可加强新生儿的保健工作，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山街所出生的小孩，大多是谷老奶和韦秀玉接生的。据说，这两位老人责任心都很强，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接生规程办事，每次接生前，必先洗净手，剪指甲并消毒之后，才为产妇检查，让产妇躺着生产，耐心地帮助产妇娩出脐带和胎盘，决不生拉硬扯造成事故。而后，剪脐带及包衣脐带用具、产妇和垫的用具，她们都洗净消毒。这样讲究卫生，不会使产妇得月子病（产后热），也不会得脐带风。万一遇到难产，她们不会像旧产婆那样蛮干，而是运用不同的方法抢救，尽量帮助产妇顺利生产。
罗美珠的大妈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每次见她接生归来，都是背着一个棕色带有红十字的皮保健箱，手里提着一个白色脸盆，笑眯眯地回答妇女们的询问，告诉人家生男或生女……小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方形的保健箱感觉很神秘，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几十年过去，现在才知道，里面的东西也很平常：脐带包一个，剪子一把，毛刷子一把，消毒盒一个，接生布一条，点眼药一瓶，酒精一瓶，碘酒一瓶。
小小保健箱啊，物品都很平常，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有了它，我们北山母子才能平安，我们众多的家庭才能健康幸福！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孩子们啊，应该牢牢地记住亲手把我们接到这个世界来的第一个人，她们为了我们平安落地，健康成长，功不可没
3过去街坊有病，除了较重病人才去找中医师或在药铺买些中成药外，平时的小病小伤就自己治疗。比如常见的“着痧”，几乎每个家庭主妇都会扯痧治疗。北山讲的“着痧”“痧气”，即中医的痧症，是因感受时令不正之气或秽浊邪毒及饮食不洁所引起的一种季节性病症，常见于夏暑季节，其他季节也偶有发病。临床上表现为突然头晕，头痛，发热，脘腹胀闷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唇甲青紫，或于肘窝、腋窝、颈前两旁出现青紫痧筋为特征。一般在突然头晕、头痛发热、脘腹胀闷绞痛等初起症状时，就开始扯痧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扯痧的步骤是这样的：装好一小碗水，放进两颗红火炭，先把中指、食指润湿，而后并在一起，往掌心弯曲形成钳状，夹住患者的皮肉往后拉扯。反复钳扯，直到出现红黑色的痕迹。颜色越深越好，表明痧气排除彻底。一般扯痧之后，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也会自然好的。小时候，我也经历过扯痧的治疗。其实，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夹得又痛又辣，呼天叫地，被妈妈夹住两条腿，抱住两只手，动弹不得，一直哭到脖子、后颈窝、肩胛等处留下痕迹，扯痧才算完成。而刮痧则比较舒服些。北山传统的刮痧，大都用的调羹，加些食油，主要在颈窝和背部刮。也有用扁担刮的，铁器社蓝某师傅的老岳父，是个拳师，他就是用扁担刮痧的。他赤裸上身俯卧在春凳上，两个壮汉拿着扁担为其刮痧。据说，这样刮痧，才可以治愈绞肠痧。这是痧症的重证。因暑湿之邪阻遏中焦，以致气机闭塞，上下不通，突然出现上吐下泻，或欲吐不能吐，欲泻不得泻，面色苍白，四肢发冷，腹部剧烈绞痛等症状。
本街也有懂得用草药治疗某种疾病的老人，这些专科专病治疗方法基本上是祖传的。比如治疗急性黄疸肝炎，祝炳高的母亲就很厉害，治好了不少人。据说县城庆远也有人来跟她要药，其中一个妇女医好了肝病之后，还认老人家做契妈（干娘），常来走往。炳高妈用的药，大都是临时在野外采集的新鲜药草，北山都有，就是茵陈草等两三味药，只是大家不完全知道，用量也不清楚。
再比如，“夹色”这种病，过去在青壮年人中是经常发生的。治疗这种病最拿手的是潘树标老先生。所谓“夹色”，即性交猝死，也就是“马上风”，是指由于性行为引起的意外突然死亡，又叫“房事猝死”，中医称为“脱阳”。此症诱因主要是房事前过度疲劳或精神过度紧张，或是房事无节，纵欲过度，气阳虚脱等，医治不及时会导致突然死亡。某对中年夫妻在“双抢”季节，一天中午，把晒干的玉米用滑轮送到木楼上，男的在楼上拉滑轮，女的在下面钩绳索，男的从楼上看到了晃动的双乳，控制不住欲望，立即奔下楼来同房。突然，问题发生了，男的猝然昏迷，人事不省。好在女的略知“夹色”之说（北山民间对于房事教育并不保守，中年男女一般都懂），没有推开丈夫，而是紧紧抱住，保持原有姿势，并立即呼救。多亏其母在家，马上去请潘老先生。当时潘老先生已年过古稀，急忙赶来，边跑边喊：“不要怕丑啊，不要下马啊……”潘老先生及时施救，丈夫终于脱险。如果女的害羞，把丈夫推下身来，是绝对没有救了的。其实，救治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只是用三棱针在男的尾椎骨扎出血来，以强刺激兴奋手法，即迅速取得急救效果。据说，对于“夹色”之病，西医束手无策，只有中医药能够手到病除。老辈人说，尤其是酷暑季节，男女之事应该特别注意。发生在寒冷季节的个案，北山也有。有的是在隆冬时节，有的则在三月天的“倒春寒”，一般都是男的走人。
还有一种病叫“肺痨”，即肺结核病，也是北山过去的常见病。过去治疗主要靠的是土医（即民族民间草药医生），土医也能治好肺结核病。北山车缝社有几个患肺结核病的职工，也不见他们医院住院治疗，不清楚服了何方药草，最后也都痊愈。其中的姚廷兴老先生曾被诊断为三级肺结核病，甚至出现咯血等严重症状，但长期服用雷米封和一些中草药，却是一个长寿老人，直到八十多岁才辞世。20世纪60年代后期，北山有个年轻人患有肺结核病，就是给龙拱村的土医治好的。龙拱土医治疗期间特别强调，年轻人不能在服药期间娶妻或近女色，否则功亏一篑。这个年轻人严格遵照医嘱，未敢越雷池一步，直到病愈数年之后，才娶妻生子，现在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身体还很好。也许有人认为把“不近女色”作为一条铁律来限制患者，乃是土医的故弄玄虚，不近人情。其实，这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条必须遵守的治疗原则。我的杏培表哥也患了肺结核病，应该说他的治疗条件还是可以的，其岳父就是治愈了的肺结核病人，服用的是同一个中医师的药。他的岳父曾是县银行的职员，因为肺结核病住院几年医治效果不佳，退职回家服用中草药治疗，并为生产队放牛，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农村清新的空气，自家耕种的绿色食品，几年下来，他的病痊愈了。“久病成良医”，有岳父现身说法的成功示范作用，表哥的病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少年夫妻老来伴”，正是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花样年华，恩爱有加也是人之常情。几年过去，同样的医师同样的药，疗效却大相径庭，病情每况愈下，以致沉疴难起，年仅二十七岁就撒手人寰，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境况凄凉。表哥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记得他在服药期间，缺少一味叫作“不出林”的草药，听说拉好村边的树林里有，他便叫我跟他一起去，从早上忙到日落西山，我们才捡到一大口袋的“不出林”。他很高兴，认为有了这味主药，是可以很快痊愈的。然而，“药医缘人”,他没有这个命，医院走的。
其实，北山人最害怕的疾病，乃是一种叫作“麻风”的传染病，它如同今天的艾滋病一样，几乎到了“谈麻色变”的地步。据老辈人说，麻风传染很厉害，坐了麻风病人坐过的凳子，拉尿拉在麻风病人的粪便上，也会感染麻风。因此，做娃仔时候，我们都十分害怕，不敢接触，甚至不敢看麻风病人，怕被“空气”传染。本街有个吴姓兄弟患了麻风，虽然他已被医院隔离治疗了，但他在我们心中的阴影还在，大家都还怕他。有时候，大家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人大喊：“吴某某来了！”我们立即四散奔逃，跑得气喘吁吁。然而，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麻风是可以治愈的。北山的吴哥因为是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并得到痊愈，避免了任何残疾的发生，能够融入到社会中来，最后还当了生产队长。
4“北山真正有医疗机构，属于政府创建的，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问罗医师。“这个就难以界定了，如果说政府办的，解放初期的血吸虫病防治站算不算？但它是县防疫站派出机构，虽然在底下村办公，并不属于北山管理，当时还有广西省防疫站的卫生防疫专家到北山指导。我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搞的合作医疗卫生所，当然不能算是政府办的，它是集体所有制，不是财政拨款。北山街真正是政府创办的医疗机构，只有北山镇卫生院了，它是年建立的。”罗医师说，当然，也不能说，北山到了年以后才有医疗机构，才开始有医有药，才能防病治病。
年，北山街联合诊所成立的时候，罗医师也参加了一段时间，主要是跟师学习中医。后来被派到宜山县卫生学校（校址在怀远）读书，医士专业两年制。毕业后，被分配到拉搞公社（后为安马乡）卫生院工作。年初，国家精简机构，罗医师被下放回北山务农。本来罗医师在联合诊所工作时已是非农业人口，是不在下放之列的。他很想去申诉，但看到北山乡乡长蓝显梅也被下放了，他也不再申诉，认为响应党的号召也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回乡后，大队建立了卫生室，罗志寒先生一直做医师，“文化大革命”期间叫“赤脚医生”，年才算正式退休，在乡村医生岗位上整整干了50年！如今，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退休金或生活补贴，但他无怨无悔，认为“自己的人生很有意义”，因为街坊父老记得他，邻村群众认得他，不忘他的治病之恩，他就满足了。塘利村牛峒屯村民唐郁强，“文化大革命”期间养育5个儿女，2个儿子严重腹泻，瘦得眼睛都凹陷了，他用箩筐挑来，一头一个，软绵绵的。分文没有带，却要求急诊。罗医师二话没说，立即抢救……前两年，老唐这两个儿子的子女分别结婚了，还请罗医师去喝喜酒，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忘不了这个救命恩人！
罗医师说，新中国成立前，北山有一种怪病，叫作“黄膨大肚”，得病的人面黄肌瘦，肚子很大，无药医治，很容易死亡。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这叫作血吸虫病。“为了消灭血吸虫病，政府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领导，不可能消灭血吸虫病！”罗医师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就派来了医疗队，专门治疗血吸虫病，医院就设在底下村，毗邻北山的乡镇、村屯都有很多病人到这里治疗。北山也有不少血吸虫病人，也是医疗队治好的。医疗队撤走以后，还留下戴医师作为驻点医师，长期在北山服务。戴医师是广东人，后来却娶了板敢村的姑娘，扎根山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此外，20世纪60年代，还来了一个黄医师，也是广东人，从北牙中心卫生院抽调来的，医术高明，人缘又好，北山人都喜欢他。他的儿子黄铭慈是笔者在北牙初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这一家子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北山。
对于消灭血吸虫病的那段历史，尽管年轻时我也参加过消灭钉螺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没有了解当年的疫情，更不懂得它的严重程度。直到担任《健康报》驻广西记者站站长之后，笔者才有机会了解到有关情况，能够翻阅相关档案资料。
据资料介绍，就疫区范围及患病人数而言，历史上宜山县曾是全广西排名首位的血吸虫病重灾区。当时流传的一首山歌，就是这些悲惨境况的真实写照：“有岭栽树树不生，有田有地无人耕。有村有寨无人住，架桥石板拆做坟。”但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宜山县已送走了“瘟神”，这些数据只存放在历史的档案里。年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考核组严格的考核认定，宜山县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尽管如此，宜山县的血防队伍没有散，血防工作转入了监测阶段。宜州建市以后，宜山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改建成宜州市寄生虫病防治站，始终把搞好血防监测、巩固血防成果作为全站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丝不苟地进行螺情监测、谨防“瘟神”卷土重来。尽管消灭血吸虫病至今已有30余年，但作为血吸虫病传播阻断地区的宜州市，死灰复燃的因素依然存在，北山和石别、北牙、同德等乡镇l9个螺区村，仍为重点监测点；距离北山不远的京口、龙拱等8个行政村划为一类疫区，经常有疾病防控人员开展查螺，进行血防及肠道寄生虫病有关知识现场宣教工作。
五
讲到北山卫生，家乡父老不能忘怀的还有北山大队卫生所。大队卫生所实行的是合作医疗制度，在当时是新生事物，让普通群众实际基本解决了“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在“预防为主”方针指引下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减少了传染性疾病发生，较好地起到了保一方健康的重要作用。
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之后，全国各地实施了农村半农半医(之前叫“保健员”，年后改称“赤脚医生”)培训制度。这一制度也惠及北山，北山大队历届领导十分重视培训工作，先后选派了黄凤霄、罗子杰、祝菊鲜、蓝必能、黄玉金等青年参加培训（祝菊鲜还被送到广西药科学校中草药班进修学习），学习归来都成了大队“赤脚医生”，在罗医师的带领下，为家乡人民服务。
北山大队合作医疗卫生所，也和广西农村一样，自年开始建立。所谓合作医疗，即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由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办医疗的集体医疗保健制度。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与现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是有明显区别的，区别主要在资金上，现在大部分统筹资金是国家财政负担的，过去则是国家没有一分钱。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大队公益金投资为每位社员（农民）每年缴纳5元左右，社员个人每人每年缴纳1元左右。由于医疗经费十分有限，卫生所只能承担一些如感冒、发烧、腹泻、痢疾等最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治疗手段既有常用药物,也可输液点滴，同时还承担像现在的疾病预防和小儿预防接种等工作。对于慢性病及大病报销只能按比例承担一部分，年底结余留作来年经费，年底亏空由大队公益金结算。
也许有些人会说，当时的医疗设备十分落后，只不过是“老三件”（听诊器、血压器、注射器）诊疗疾病，有什么值得书写的？的确，如果只看到现在北山镇卫生院的诸如B超机、X光机等大型医疗设备，宽敞的诊疗室、门诊大楼和住院部等设施，以及几十个拥有高、中等学历的医护人员，对于过去来说，实在是没有可比性，不值一谈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不能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与设备比以前进步了，就可以认为过去的努力不足挂齿。“赤脚医生”的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精神，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
“赤脚医生”是没有工资报酬的。他们和社员一样靠工分吃饭，而工分待遇之高低，则是由贫下中农评定的。尽管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赤脚医生”并没有拿待遇说事，去与贫下中农讨价还价，而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道德底线，一切为了贫下中农的健康，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在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无论严寒酷暑，无论白天黑夜，无论狂风暴雨，即使是吃饭或睡觉的时候，只要听到有人叫出诊或来了病人，他们都必须立即起身出诊或处理病人。这就是那个时代对“赤脚医生”的要求，那个时代也造就了一大批这样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乡村医生。不管他们水平高低，但那火热的心肠始终是初衷不改、坚贞不贰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国暴发流行性乙型脑炎。死于宜山县的第一例乙脑病人，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叶哈尼·买买提，一个非常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宜山县革委会在大礼堂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其父母还从新疆赶来。时隔不久，北山街理发店的邬师傅的儿子邬弟也因为乙脑死了。邬弟只是小学生，没有离开北山街一步，怎么也得乙脑了？“北山也有乙脑啦！”全街的男女老少为此惊恐万状。我当时正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也能享受“大串联”的待遇，并领了学校发放的徒步串联经费。然而，正是因为这令人恐惧的乙脑，父母不让去，怕我死在外地无人知道。
这个突发事件，着实让北山卫生所的医生们紧张起来。他们积极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到处张贴宣传卫生知识，宣讲防治乙脑主要事项；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采取群防群治方法，加强防疫工作。同时采取中西医结合办法，用中草药煮水发送各家各户饮用；到人群密集的学校或圩日，用事先准备好的预防药水为小学生和赶圩的群众喷喉预防。这些办法很管用，北山没有发生乙型脑炎大流行。这种群防群治的办法，一直沿用了许多年，直到人民公社解体以后才终止。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北山大队第八队插队的时候，曾做过小队卫生员，参加了大队卫生所组织的专门的灭蚊灭蝇灭蟑螂等消杀灭行动，知道防疫工作非常辛苦。罗医师带领我们，抬着笨重的发电机、药水桶、水管等，挨家挨户地去喷洒消杀灭药水。当时没有防毒面具，也没有口罩，我们就用洗脸毛巾捂好口鼻，拿着喷洒龙头就往猪栏、牛栏里喷射药水；也没有水靴，猪栏、牛栏粪水满地，臭气熏天。我们赤脚踩着尺多深的牛粪去洒药，蚊子像网一样迎面扑来，眼睛都难睁开……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常常一干就是连续几天。因为脏臭很恶心，我们连饭都吃不下，十分难受。由于预防工作搞得好，自此以后，北山没有发生过乙脑，也没有发生霍乱、麻疹、小儿麻痹等重大疾病流行。
为了办好合作医疗，卫生所组织开展采、种、制、用中草药工作，用手摇压片机、糖衣锅等土设备自制多种中草药成药，减轻群众的负担。不仅“赤脚医生”要学会制药，卫生员也要学会。石别公社卫生院办了一个为合作医疗服务的小药厂，我们被轮流派到药厂参加制药，既学会制药技术，又懂得了药物的性能、用法。记得我和祝金本压药片时，竟把手柄压断了，我们很害怕，怕被赶回去，不让学习。可意想不到的是，院长没有责怪我们，而是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不要束手束脚。院长的安慰与鼓励，使我们很受感动……为了让我们掌握草药知识，卫生所还派民间草医何厚贤老先生（当时是高头村生产队社员，也被结合到卫生所做“赤脚医生”）带我们去龙拱京口村采药，认识了五倍子、山豆根等药材，采回了大量的草药。据罗医师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蓝必能作为北山卫生所药剂师，运用中草药提取有效成分试制了针剂，用于临床，取得很好的疗效，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医疗事故。
当时有一首赞扬合作医疗的山歌：“合作医疗实在好，银针草药疗效高。防病治病家门口，群众健康乐陶陶。”也许歌词中有溢美之意，但笔者认为，其中的感情却是真诚的。家乡父老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健康的人们！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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